我们研究小组非常简单的研究经费,我们支撑一个单位都是科研经费结余下来的,给了他这么一个岗位,给了他工资,让你上传下达加速内部电话和沟通的润滑,提高效益,这样一做,他回去和老师汇报,就想这个研究部的主任这么牛,请他上来都不上来。他怎么样?事实上在创造了一种摩擦。我给他钱,他创造了一种摩擦。
在看这个老师管的是这个研究部的话,他觉得传达部的人好,研究部的人不好。这样一个同志,他起到了他在我们团队中应该得到的责任吗?没有。我前天晚上我挥泪把他开除了。因为他平时在工作上做得很好,比如他会积极帮助我们做工会的工作,我们有一个同志工资低了了,三番五次帮助写信提高工资。这个同志越位了,但是本位缺位了。
不管你公益事业做得多好,提高工资,但是正儿巴经的工作破坏了,我坚决把他开掉了。我想一个企业这样,企业第一个社会责任建立一个具有创新型盈利模式成长模式好的一个滚动型的自然组合实体,提供就业岗位,能够给就业员工提供非常好的工作环境,老保和医保福利,对社会的环境,不管是资源性环境,还是政治生活环境,都提供非常好的环境,这是企业最主要的社会责任。 如果企业在这方面完成工作,还要捐款,如果他的屁股后面一滩屎。
第三,我们崇尚的是大企业,在美国如果你这个企业能够贡献七个就业岗位,你就是了不起的民族英雄,为什么?因为你通过自己个人的力量,不仅给自己提供了吃喝的饭碗,还给另外六个人提供了一个岗位,超大企业,占有的资源,行政资源、网络资源、资源性的权利,一般比小企业要好。我们偏了,所以我想践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时候,不能把企业责任颠倒了。
说一下社会和谐,我们都讲市场实效,其实政府实效是非常多的。第一个例子,看看北京,从周总的观点引发,看北京高速公路的标牌,如果在中关村大街开的时候,马路面对着写着中关村,开的路上的人看到的是也是这个牌子,更多的时候是寻找坐标。他的名字是什么?外地的人最需要的是坐标。结果北京市所有的大街上的信息都是给开车的人,已经知道这条信息的人知道,给北京市人知道,不给外地人知道。外地人需要信息的时候,边际效应比本地人知道的多。结果北京的信息给最不需要的信息的人制订的信息。这能和谐吗?政府失效了,缺位了。
第二个例子,北京华北两百多个城市,最重要的污染是颗粒型污染。你想想一下雨,一平方米的泥浆到柏油马路上,两个小时以后,六十公里的汽车轮子一压,变成九立方米的尘埃。那我们能不能制订标准吗?为什么我们全北京2000万人怎么把方向搞错了?因为我们不动脑子。怎么办?把花圃变得比路面做成一个错位,还需要晚上十二点的北京最重要的街道上用车去喷水吗?这种浪费,我告诉你等着人民代表提案。为什么?每一个人民代表都是总理的顾问,人民代表缺位,所以全国人大代表与高校高峰论坛,我再次呼吁,华北平公园地区,颗粒型污染,形成一个错位性的设计,需要立法。北京的马路牙子如果改需要三千亿,如果三千亿造福给人民,供一个社保一个医保,一个上学的条件,一个买房子的条件,这就叫做浪费。这叫和谐吗?这叫非和谐。
所以我想如果我要对实现和谐的话,不仅要把企业的责任调动起来,也要把政府的责任掉过来。所以我们要讲科学的发展观,这两个字不是左耳进右耳出的,太可怕了。为什么?要找到他的问题。
我们小组的研究得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结论?我们国家的经济越到基层经济规模越大,越到上面,象金字塔一样。每一份经济都对应着一分动员资源,在动用金融资源上又是倒三角,表面看很均衡,看里面的结构非常简单,简单的匹配和总量均衡,那是传统意义上二十年代的管理水平。所以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功劳是非常大的,要没有改革开放这一段历史,我们还在饿肚子。但是我们在资源的配制上和配制结构深层制度上,我们又很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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